最近台灣連續發生了司法官輕判性侵女童的事件，在我的臉書上，有朋友質疑網友發起罷免法官的行動，有點過份，甚至有點挾輿論自重的另一種「網路霸凌」。憑良心說，在別的事情上，我絕對挺這個朋友的看法，台灣的網路言論、人肉搜索等，多少已經有點失控了，但在這件事情上，我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。
1989年，東德有兩個年輕人克利斯與高定，偷偷攀爬柏林圍牆企圖投奔自由，但卻被東德的衛兵發現，克利斯當場遭射殺身亡，高定則是腳踝受傷。1991年9月，德國統一後，柏林法庭對這起舉世矚目的柏林牆守衛案做出的判決結果是：以槍射擊高定腳部的士兵判兩年徒刑，可以假釋；開槍射殺克利斯的士兵，判十三年半徒刑，不得假釋。
在法庭上，這兩個士兵的律師辯稱，他們是接受了上級的命令行事，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。然後，在最後的判決書上，法官陳述了他這麼判刑的理由：「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，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，明知他無辜而殺他，就是有罪。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，還有『良知』這個東西。當法律和良知衝突的時候，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，不是法律。尊重生命，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；你應該早在決定做圍牆士兵之前就知道，即使東德法律也不能牴觸那最高的良知原則。」
在這件事情上，法官或許是依據現行的法律給予判決，但平心而論，這樣的判決結果是否符合身為人類的「良知」？是否符合法律背後的社會公義？
